金融危机的爆发让各国开始重新考虑加固防范金融风险的 “大堤”。作为全球认可度最高的银行业监管标准，巴塞尔协议能否承担起“金融大坝”的重任?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国版“巴塞尔协议”对中国银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?带着这些问题，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(以下简称NBD)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。

　　准则趋同是大趋势

　　NBD：由于金融危机的威胁，各国政府都开始积极改革各自的金融监管机制。同时，改革之风也将影响各国的会计准则。目前，已有多国舍弃本国的会计准则，采用全球统一标准的国际会计准则。统一的会计准则会给金融机构规范化带来什么影响?

　　郭田勇：随着全球化的推进，统一的会计准则肯定是需要的。金融机构自身的经营也需要按照国际的标准，这样能使金融机构更加规范和透明。

　　统一的会计准则就是经济界的“普通话”。在国际化过程中，经济和政治不是一个概念。政治上每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服饰，这些都带有民族特色，但从经济上看，一些计算方法，游戏规则是通用的。如果国际上的一些准则比我们的要更先进，要规范，我们要向国际上看齐。

　　NBD：未来会计准则趋同是大势所趋?

　　郭田勇：我认为是一个趋势。只是说在各个国家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，金融机构经营的业务特点还不尽相同的情况下，呈现差异化也是合理的。比如，国外的金融机构中，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占比较低，中间业务较高，而中国的银行业恰恰相反。但我相信，中国的银行业在转型，和国际银行业的相似性越来越强，所以也会出现趋同的过程。

　　NBD：2008年的金融危机直接催生了“巴塞尔协议”，中国也是积极的推行者，这样统一和严格的监管准则对于防范金融危机会否有作用?

　　郭田勇：有肯定比没有要好，至于能否真正防范金融危机还要另说，因为危机也有大有小。巴塞尔协议和在长江上修防洪堤是一个道理，往上加两米就能保证不出事吗?万一遇到千年一遇的洪水呢?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坝垒得高一些对于防范风险还是有作用的。

　　NBD：近期，伯南克称，“多德-弗兰克法”和“巴塞尔协议”都不足以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问题，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?您对国内的金融机构破产条例有何期待?

　　郭田勇：金融机构破产办法是需要的。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，金融机构的竞争更加激烈，自然会有破产，如果没有破产条例就无法可依。有些系统性的风险依靠“巴塞尔”等是比较难(防范)的，系统性的风险的特点是传染性较强，应坚持宏观审慎的监管，对于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，其风险要重点关注。

　　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的基本原则和企业破产没有本质区别，但金融机构比较特殊，会给社会稳定带来较大的影响，做好隔离工作也更为重要。

　　资本新规挑战长期存在

　　NBD：今年1月1日起，商业银行开始实施资本新规，对银行补充资本金的条件更为严格。虽然短期看银行存在一定压力，长期来看有何影响?

　　郭田勇：资本新规有个5年过渡期，每年加0.4%。长期来看，资本金对银行业是一个很重要的门槛。因为银行按照现有的监管，消耗的资本比较高，中国的银行业又以信贷扩张作为主要的盈利来源，消耗资本金比较高，挑战是长期存在的。

　　NBD：中国商业银行业此前主要依靠外部补充资本，不断地再融资也被批评为 “水多加面，面多加水”，该如何避免这种循环?

　　郭田勇：从大的方面还是主张银行业要开始战略转型，提高中间业务的占比，要探讨有效补充资本金的渠道。在监管上也要调整一些资本金的认定，鼓励商业银行资本工具的创新。同时鼓励银行业务创新，让银行有更多的方法来动态地管理资本充足率。

　　我以前提出建议，将银行的定期存款，三年期或者五年期以上的，也可以视同为银行的资本金。有人认为两者赔偿程序不一样，那也可以有更高的议价。期限长的定期存款和银行发次级债并没有本质区别，可以考虑给储户额外的回报。

　　NBD：有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都推迟了实施巴塞尔协议III，在济增速趋势性下降的情况下，中国如此积极地推行是不妥的，因为实施新规将影响银行放贷能力。对此，您怎么看?

　　郭田勇：中国其实也推迟了，有五年过渡期，给银行喘息的机会，不行还可以再延长。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，资本的概念要有。不涉及资本金的要求，理念上是不对的，要强调资本在银行经营中的重要性。但是如果资本管理办法把银行都逼死，这个办法也是有问题的，两者需要平衡。现在的标准还可以，大多数银行都达标了。另外，也不能让所有银行都觉得轻松达到，那就起不到激励的效果。

　　作者：余晓洁